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饭 各国侨胞都准备了哪些年夜大餐******
年夜饭,准备上桌啦!(侨界关注)
2023年癸卯兔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热腾腾的年夜饭就要上桌啦!
辞旧迎新之际,一家人齐聚一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是中国人传承已久的年俗。对于海外侨胞来说,无论身在何处,年夜饭都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餐饭。熟悉的味道里,寄托的是海外侨胞对崭新一年的美好祝福,更是对遥远故乡的深切思念。
今年,各国侨胞们都准备了哪些年夜大餐?且随本报记者去看看吧!
“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饭”
到菜市场买一只现宰的整鸡,再去中国超市选购一袋上好的火腿、一把新鲜的冬笋和一包百叶结,回家将食材洗净,放进砂锅,慢慢炖上五六个小时,熬成一锅鲜香浓厚的腌笃鲜——这是每年除夕,美国侨胞卢威一家“雷打不动”的仪式感。
“喝到一碗腌笃鲜,就好像回家了。”77岁的卢威在美国洛杉矶已生活30余年,但他的“中国胃”从未改变。每年除夕,他都会和家人亲手做一桌老家上海风味的年夜饭,寄托浓浓的思乡之情。
今年也不例外。除了腌笃鲜,卢威还和家人采购了草鱼、糯米、豆沙等食材。“草鱼用来做上海熏鱼。一条草鱼剃去鱼刺,可以做8到10块熏鱼,正好够一家人吃。糯米和豆沙用来做八宝饭,这是老家过年必吃的一道甜点。我们手艺有限,就做简易版的,将蒸得软软糯糯的糯米掺上一点猪油,再和细腻的豆沙搅拌均匀,撒上一些干桂花,吃起来非常香甜。”
说到每一道菜品的烹饪过程,卢威头头是道,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这些都是我出国之后才学会的。有的是照着菜谱学的,有的是在洛杉矶的中餐厅吃到熟悉的家乡味道,向餐厅厨师请教的。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在国外视频网站也很容易就能搜到中餐的教学视频。”卢威说,之所以如此用心地学做中餐、准备年夜饭,是因为在海外游子心中,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手艺如何,一顿充满中国味道的年夜饭,永远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
“在海外,过年期间大家很少像国内那样,拎着礼物,走亲访友,相互拜年。但我们一家总会去中国城逛逛花市、参与新春游行,感受过年的喜庆氛围。这么多年,我朝思暮想,就盼着能回一趟上海老家,和堂兄弟、表兄弟们一道吃顿团圆饭、过个团圆年。”卢威感慨道,早年忙于打拼,出国之后几乎再没有机会回国过年,如今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又赶上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相信藏在心底多年的这个心愿很快就能成真。
“大家伙儿一起提提气”
希腊雅典,修缮一新的“京品食尚”中餐厅内,整洁亮堂,无处不散发着浓郁的中国味。前阵子,餐厅经过整修,重新开张,没多久就赶上了春节。在老板陆翔看来,这可谓喜上加喜。
“我提前好几周就开始考虑怎么做年夜饭了!”陆翔是个爽快的“老北京”,餐厅里地道的铜锅涮肉是雅典小有名气的“网红”菜品,吸引不少华侨华人前来“解馋”,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食客慕名过来“尝鲜”。
“今年年夜饭,除了铜锅子,我还列了一长串菜单,让大家吃饱喝足,过个热热闹闹的除夕夜。”陆翔说,前两年,因为疫情,当地华侨华人无法到餐厅聚餐,许多人只能打包年夜饭套餐回家吃。今年,疫情形势有所好转,不少顾客打来电话,希望能和家人、朋友到餐厅聚一聚。陆翔也很愿意张罗一番,“和大家伙儿一起提提气”。
距离除夕还有两周,陆翔便敲定了年夜饭菜单,开始四处采购食材,甚至打电话找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供应商订货。北京烤鸭、广式烧鹅、夫妻肺片、油焖大虾……琳琅满目的菜单,汇聚中国多地传统名菜,俨然一桌中华美食大荟萃。“雅典华侨华人来自中国不同城市,口味各异,我想尽量准备得齐全一些,让大家都能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陆翔说。
对“老北京”来说,一盘热腾腾的白菜猪肉馅饺子是除夕夜里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过去,一到冬天,街坊邻居早早就会在地窖里囤上大白菜。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吃上热乎乎的白菜猪肉馅饺子,冲出门放炮仗,别提多开心了!”小时候的过年景象,是陆翔最幸福的念想。他希望在海外延续这份美好回忆。
除夕当天,陆翔和餐厅员工会早早包好饺子。“我们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同天南海北的食客一道欢聚一堂,吃着饺子,迎接癸卯兔年!”
“最令人眷恋的人间烟火”
“过完年,我妈妈就96岁了!今年除夕夜,我会和往年一样,给妈妈包一盘素三鲜饺子,让她尝到家里的味道。”春节前夕,日本侨胞孙莉和丈夫回到山东济南老家。这些年,母亲年事渐高,孙莉无论克服多少困难,都一定会履行一个“新春之约”——回国给妈妈做一顿年夜饭。
将韭菜、鸡蛋、木耳调成馅,再放上一点虾皮提鲜,包进饺子里,一盘清清淡淡的素三鲜饺子是孙莉家特有的年味。“小时候,吃完丰盛的年夜大餐,姥姥总会端出一盘素三鲜饺子,寓意新的一年素素净净、平平安安。妈妈常说,吃到素三鲜饺子,就是吃到了我们家的味道。”
时光如梭,童年时候的温馨画面如同一帧帧电影镜头,永久地驻留在孙莉心头。“每年大年三十,家里人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蒸花卷、蒸馒头、蒸年糕、包饺子。我们年纪小,就帮着大人将包好的饺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盖垫上,围成一个个圈。到了下午,就该做大菜了,炸藕盒、炸松肉、炸鱼、炖肘子肉……满屋子香味扑鼻,馋得我们直流口水。长大后,离家远了,我才明白,那是最令人眷恋的人间烟火。”
尽管常年旅居海外,但孙莉没有丢了这份代代相传的手艺。蒸花卷、包饺子、炸藕盒,她都很拿手。每年春节,她早早赶回老家,为的就是陪妈妈重温这份温暖的味道。“妈妈哪怕只是吃两三个饺子,喝上一小口饺子汤,我都觉得很幸福。”
如今,孙莉做的山东传统面食还在日本吸引了不少“粉丝”。“每次我把面食拍照分享在社交网站上,都有许多日本侨胞朋友给我留言,说想学做白白胖胖的馒头、花卷。一些日本当地朋友也很感兴趣,都等着我过完年回日本教她们。”孙莉感叹,近年来,在日本也能感受到越来越浓的中国年味。每到春节临近,侨胞朋友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过年、年夜饭吃什么,“春节在每个海外侨胞心里都有无法忘却的印记。”
“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选购食材、制作糕点、预订舞狮表演……临近除夕,秘鲁利马富豪中餐厅老板方绮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春节前夕,富豪中餐厅精心推出了两款年夜饭套餐。“没想到,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广告,就接到很多熟客的预订电话,除夕当晚的13桌年夜饭很快被抢订一空。”方绮云笑道。
秘鲁利马华侨华人多为广东籍。为此,方绮云在定年夜饭菜单时,特意安排了广东人过年必吃的多道菜品。“‘发财好事’是许多广东人最爱的一道年夜饭菜品,食材主要包括生蚝、发菜、干贝等,寓意着新年多多赚钱、好事连连。另外,蒸鱼、白斩鸡、年糕、麻团,也都是广东人的年夜饭里不可缺少的。”
方绮云的老家在广东中山。出国30多年,因为路途遥远,她回国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但记忆中的年味从未淡去。“小时候,每到过年,我最爱吃的是一道广东传统素菜——罗汉斋,将香菇、木耳、金针菇等多种菌菇、蔬菜混在一起翻炒,清香爽滑。”方绮云说,遗憾的是,部分特色食材在秘鲁买不到,因此这么多年,她一直没能在国外吃到正宗的罗汉斋。但那熟悉的味道,她始终念念不忘。
发红包、逛花市、看舞狮……说起广东老家的年俗,方绮云兴奋得滔滔不绝。今年除夕,她为顾客们准备了一个“彩蛋”。“在老家,过年最期待的就是看舞狮表演了。伴随热闹欢腾的锣鼓声,活灵活现的舞狮总能把新春气氛推到高潮。今年,我们餐厅邀请了当地华人社团在除夕夜表演舞狮,为大家助兴,舞出新年新气象。”
让方绮云惊喜的是,预订年夜饭的顾客中,除了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员工,还有不少秘鲁人。“这些年,许多秘鲁人也爱赶热闹,和我们一起过春节。这次,我专门给秘鲁顾客预留了几桌年夜饭,还包了藏着硬币的饺子。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严 瑜
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